对一个中国文人的最高评价就四个字，“著作等身”。我的第一本文集《大忘楼笔记》出版之时，大脑“屏幕”上老是出现这四个大字，有一点点窃喜，好像就要建功立业似的。于是，见四下无人，便取一本放在脚边来比，其高还未过脚面，顿受打击，何时才能著作等身啊。我粗算了一下，25本到膝盖，等身至少95本，以每年写一本的速度，我要勤奋到150岁。犹如把喜马拉雅山打一个通风口，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　　我猜，著作等身这个词应流行于唐宋以后。上溯到孔子那个时代，字写在竹简上，一卷竹简也不过千余字，孔子的著作大概可以装一牛车。竹简又不能一个个码起来与人比高，那时候就不好讲著作等身，也许叫著作五车吧。唐宋以后有了木版印刷的线装书，因木刻的宋体字比较大又是单面印，一本书也就万把字，我量过，一套《金瓶梅》摞起来，已过膝。因此，像袁枚、纪晓岚等等作家，著作等身是一定的。

　　出版业的革命，也革了著作等身这个词的命。比如张爱玲、贾平凹、王朔等等，写了那么多书，摞起来也不过刚到肚脐眼。比比他们，我也就欣然了，一个画画的，又何必有著作等身之累。再说了，文字的标准不是以量计胜负。又不是评职称，非得多少字。孔子的《论语》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字少得都不能成册，但都流传千古。有的人写书无数，但都没有一句能流传下来，这就比较可悲。

　　看着我脚边的《大忘楼笔记》，不禁有弘一法师之叹：悲欣交集！悲：断了著作等身的念想，没了名句传世的奢望；欣：出本书逗着自己高兴，如果意外博个诸君一笑，那就是大欣了。

　　向著作等身的前辈们致敬！